摘要：
如果你问我，抗癌医生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？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《实习医生格蕾》或《豪斯医生》里的画面：在明亮的手术室里运筹帷幄，在急救室里挽救生命,身后是堆积如山的文件和充满... 如果你问我，抗癌医生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？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《实习医生格蕾》或《豪斯医生》里的画面：在明亮的手术室里运筹帷幄，在急救室里挽救生命,身后是堆积如山的文件和充满崇拜的眼神。
当我脱下白大褂，走出医院大门，回到我那个并不宽敞的出租屋时，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：疲惫、焦虑,以及对家庭深深的亏欠。
被按下的快进键
抗癌医生的生活，从来没有“准时下班”这个词,我们的时间表是被肿瘤科病房里的节奏强行设定的。
凌晨五点，闹钟准时响起，这不是为了晨跑，而是为了在医生查房前，把昨晚夜班交班时遗漏的病情变化再过一遍脑子，对于癌症患者来说,病情的细微变化往往就在一夜之间。
走进病房，迎接我的是消毒水的味道和此起彼伏的呼吸声，我必须用最快的速度穿过走廊，去查看那些躺在病床上、面色苍白的患者，查房不是走过场，而是生死博弈的情报交换，我需要观察患者的精神状态、查看引流管是否通畅、倾听家属的抱怨或哭泣。
在这个行业里，时间就是生命，但我们的时间永远不够用，一个上午，可能要看几十个病人，写几十份病历，接几十通电话，等到终于忙完，往往已经过了饭点，这种高强度的脑力与体力透支，是抗癌医生最日常的“真实生活”。
面对“无能为力”的痛苦
外界往往认为医生是无所不能的，但抗癌医生最常体会到的感受，恰恰是“无能为力”。
癌症，尤其是晚期癌症，它是狡猾的、冷酷的，哪怕我们倾尽了所有的知识、所有的药物，哪怕我们像战士一样冲锋陷阵，依然有患者会在我们面前倒下，这种挫败感,是其他科室的医生很难体会的。
记得有一次，一位病情原本稳定的患者突然恶化，虽然我们拼尽全力抢救，但他还是走了，看着他家属撕心裂肺的哭喊，看着他空荡荡的病床，我站在走廊里，那一刻的无力感几乎要将我吞噬，抗癌医生必须学会与这种“遗憾”共处，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，我们是在与死神抢人，而不是掌控生死的神明，这种心理压力,是长期伴随在抗癌医生身边的阴影。
在谎言与真相之间周旋
在抗癌医生的真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扮演着“谎言者”和“告密者”的双重角色。
为了给患者希望，我们有时会不得不使用一些“话术”，情况比预期好”、“还有很大的机会”，我们不忍心看到绝望的眼神，但我们也深知，过度的乐观有时也是一种残忍,因为它可能掩盖了残酷的现实。
而当病情真的恶化，我们又是那个不得不说出真相的人，我们教患者如何面对死亡，教家属如何签署病危通知书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学会了如何用最温柔的语气说出最残酷的话，这需要极高的情商,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支撑。
我也是普通人
我想说的是，抗癌医生也是人，我们也有父母、有爱人、有孩子，我们也会在深夜因为患者的不治而失眠,也会因为工作压力大而偷偷掉眼泪。
我也曾因为连续加班一周而倒下，我也曾因为错过了孩子的家长会而感到愧疚，在这个行业里，我们习惯了把“我没事”挂在嘴边，习惯了把最专业的态度留给患者,把最疲惫的背影留给家人。
抗癌医生的真实生活，没有那么多光鲜亮丽，更多的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，在无常中坚守职责，我们就像是在生死边缘摆渡的人，虽然知道渡口终有尽头，但我们依然选择用力地划桨，因为对生命的敬畏,是我们前行的唯一动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