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
大西洋城的夜晚，霓虹灯牌在潮湿的海风中闪烁，发出滋滋的电流声，对于绝大多数游客来说，这里是享乐的终点；但对于老李来说,这里是另一个战场，老李，一个六十出头的中国男人，穿着一件洗得发... 大西洋城的夜晚，霓虹灯牌在潮湿的海风中闪烁，发出滋滋的电流声，对于绝大多数游客来说，这里是享乐的终点；但对于老李来说,这里是另一个战场。
老李，一个六十出头的中国男人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西装，领口微微敞开，露出里面的廉价白衬衫，他在大西洋城的一家中餐馆做后厨帮工，月薪并不高，但每天晚上下班后，他会换上一副精心打理过的假发，那是他维持“体面”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在赌场里，人们叫他“老李”，或者尊称一声“李先生”，他坐在21点（Blackjack）的赌桌旁，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，眼神像鹰一样盯着发牌员的手，他的英语不流利，但只要有人试图跟他搭话，他都会用那种标志性的、略带傲慢的微笑拒绝：“Sorry, I play alone.”
老李信奉概率，或者说，他自以为懂概率，他并不是那种只会凭运气瞎蒙的赌徒，他研究过赔率，研究过“博彩数学”，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，他在狭小的出租屋里，用手机计算器一遍遍推演着“庄家爆牌”的概率，他觉得这是一种智力游戏,是他在异国他乡唯一能掌控命运的方式。
上周二，老李赢了一把大的，那是他半个月工资的总和，当发牌员把筹码推到他面前时，周围嘈杂的叫喊声仿佛都消失了，他拿着筹码，没有立刻兑换成现金，而是去赌场餐厅点了一份最贵的龙虾大餐，他看着盘子里鲜红的龙虾肉，突然产生了一种幻觉：也许这次不一样，也许他真的能攒够钱，在纽约买一套小公寓,然后回老家盖栋楼。
赌徒的宿命总是充满了讽刺。
就在第二天，他带着那一沓筹码回到了赌桌，试图乘胜追击，但数字的玄学并不站在他这一边，绿色的绒布像沼泽一样，迅速吞噬了他的本金，当他最终离开赌场时,手里只剩下几张零散的纸币和两罐冰冷的啤酒。
那是凌晨三点,大西洋城空荡荡的街道上只有风声。
老李坐在路边的长椅上，看着玻璃窗上映出的自己，那个穿着廉价西装、眼神疲惫的男人，看起来既陌生又熟悉，他想给国内的家里打个电话，报个平安，但手指在拨号键上悬停了许久,最终还是没有按下。
他知道电话那头，妻子会唠叨，会担心，会问他的腿疾什么时候能好，他不想让她听到自己沙哑的声音，更不想让她知道,自己又一次把赚来的钱输得精光。
“这就是命吧。”老李叹了口气，拧开啤酒灌了一口，苦涩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,像极了他在美国这十几年的生活。
他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那件并不合身的西装，重新走回那个属于他的、充满油烟味的中餐馆，生活还得继续，明天还要早起备菜，还要忍受老板的挑剔，还要在这个庞大的、冷漠的美国社会里,继续扮演一个普通的劳动者。
而在那个遥远的赌桌旁，属于“赌徒老李”的故事,不过又是一个轮回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