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
当我们谈论“打工女性”时,我们在谈论什么？是写字楼里永远亮着的那盏灯？是流水线上机械重复的动作？还是深夜街头那个骑着电动车、在暴雨中飞驰的身影？她们不是一个个抽象的标签，也不是电视... 当我们谈论“打工女性”时,我们在谈论什么？
是写字楼里永远亮着的那盏灯？是流水线上机械重复的动作？还是深夜街头那个骑着电动车、在暴雨中飞驰的身影？
她们不是一个个抽象的标签，也不是电视剧里用来煽情的工具人，她们是女儿，是妻子，是母亲，更是她们自己，在这个庞大而精密的城市机器中，她们用汗水甚至血肉,支撑起了城市的运转。
为了探寻这份“真实”，我们走近了三位不同年龄、不同职业的打工女性,记录下她们藏在笑容背后的生活褶皱。
“为了那个电话，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”
张姐今年42岁，在广东一家电子厂做了15年的普工，她的工位在流水线的最末端，每天要重复拧螺丝、组装、检测这几十个动作上万次。
“你看这双手，”张姐伸出双手，指关节粗大，手背上有一道浅浅的烫伤疤痕，“这双手一天能拧几千个螺丝，比男人有力气，但一回到家，它连个瓶盖都拧不开。”
张姐是典型的“留守型”打工者，她在工厂的集体宿舍住了十年，没有买房，没有车子，甚至没有男朋友，她的生活被切割成两半：白天是机器轰鸣的流水线,晚上是只有十几平米的宿舍。
最让她心酸的，不是身体的疲惫，而是对家人的“伪装”。
“我儿子上初中了，正是要面子的时候。”张姐说，为了不让儿子在同学面前觉得丢人，每次视频通话，她都会特意把手机放在光线最好的地方，背景是刚擦得锃亮的工位，手里拿着刚发的奖金截图，笑着说：“妈在城里挺好的，吃香喝辣，一个月赚一万多呢。”
她吃的是工厂食堂最便宜的素菜，赚的钱大部分寄回了老家盖房子，她不敢说生病，不敢说想家，怕儿子知道后不想读书,也怕自己一开口眼泪就掉下来。
“男人的累是肩膀上的，女人的累是心里的。”张姐对着镜头笑了笑,眼角的皱纹里藏着深深的疲惫。
“便利店的打折便当，是我一天最奢侈的晚餐”
小林，26岁，上海某互联网公司的运营专员，她是典型的“漂”一代,也是许多城市年轻打工女性的缩影。
小林的工作并不轻松，经常需要通宵改方案，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里，她租住在离公司两小时通勤的郊区，每天早上7点起床，晚上11点下班,是她生活的常态。
“其实我也想过回老家，考个编，找个安稳的工作。”小林一边吃着便利店过期的打折饭团，一边跟我聊天，“但回去之后呢？相亲、催婚、一眼望到头的生活，我还是想再拼拼，万一呢？”
在小林的包里，永远装着一瓶廉价的矿泉水和几块压缩饼干，她舍不得打车，哪怕下着暴雨，只要雨不大,她就会骑着共享单车穿梭在车流中。
这种生活带来的孤独感，往往在深夜达到顶峰，小林说，她最怕过周末，周末的合租屋里，室友都出去了，她一个人对着四面白墙，听着冰箱嗡嗡的声音,那种孤独会像潮水一样把她淹没。
“有时候加班到凌晨，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，看着万家灯火，我会问自己：这灯火里，有我的一盏吗？”小林苦笑着摇摇头，“但我不能停，停了就真的回不去了。”
“风再大，也要把餐送到，因为还有孩子要养”
阿梅今年35岁，是一名全职外卖骑手，她的皮肤被晒得黝黑,皮肤上有着被风吹裂的口子。
阿梅没有社保，没有五险一金，每一单的配送费都是她生存的筹码，为了多跑几单，她不敢喝水，不敢上厕所,甚至不敢在红灯前停留太久。
“别看我跑得快，其实我胆子很小。”阿梅提到有一次在雨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