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
以前，我的钥匙串上挂着一串沉甸甸的金属片，那是两把房门钥匙，一把车库钥匙，还有公司门禁的磁卡，每天晚上，我习惯性地把它们放在玄关的台面上，看着它们，觉得那是“家”的重量，也是我作为... 以前，我的钥匙串上挂着一串沉甸甸的金属片，那是两把房门钥匙，一把车库钥匙，还有公司门禁的磁卡，每天晚上，我习惯性地把它们放在玄关的台面上，看着它们，觉得那是“家”的重量，也是我作为“中产”阶层的尊严。
直到断供的第100天，我坐在狭窄的出租屋里，看着手里这把孤零零的钥匙，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所谓的体面，在债务面前,薄得像一张纸。
“再撑几个月”的谎言
故事的开始，并不是我想断供，三年前，我所在的行业遭遇寒冬，裁员名单上第一个就是我的名字，为了保住房贷，我投递了无数份简历，甚至降薪去了另一家公司，但生活像是一场无法预演的暴雨，紧接着是妻子的降薪,随后是孩子私立学校的学费压力。
每个月的工资到账，还没捂热，就被自动扣划给银行，看着余额里剩下的几百块钱，我试图对自己说：“再撑几个月，等下个季度奖金发了就好了。”
我就像一个溺水的人，手里抓着一块浮木（房子），死也不肯松手，哪怕手指已经血肉模糊，我瞒着父母，瞒着老同学，在朋友圈里依然维持着“岁月静好”的假象——晒晒咖啡，晒晒周末的郊游，因为我知道，在这个圈子里，房子是身份的标签，而失业,是见不得光的秘密。
电话响起的恐惧
断供的第三个月,生活开始露出獠牙。
起初是银行发来的短信，语气客气但透着冷硬：“您的房贷已逾期，请尽快处理。”我回拨过去，对方机械地告诉我最低还款额和滞纳金，我没有钱，只能挂断电话，把手机调成静音,祈祷明天没有催收电话。
后来,电话变成了骚扰。
凌晨两点，手机屏幕亮起，显示“欠款中心”，我猛地惊醒，心脏狂跳，以为是噩梦，抓起手机才发现是催收电话，他们知道我的工作单位，知道我孩子的学校,甚至知道我父母住在哪里。
有一次，催收人员甚至打到了我前同事的电话上，大言不惭地说我“赖账”，那一刻，我的羞耻感达到了顶峰，曾经以为的“房子是我的资产”，瞬间变成了“我是房子的奴隶”，我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，面对着无孔不入的催收,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
搬离的那一刻
断供的第八个月，银行终于发来了律师函,并启动了法拍程序。
我挂出了房子，挂牌价是市场价的九折，我天真地以为，房子很快就能卖掉，至少能覆盖大部分债务，现实是残酷的，法拍房因为税费高、风险大，根本无人问津，我眼睁睁看着挂牌价一降再降，从九折到八折，再到七折,却依然无人问津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并没有选择主动搬离，我每天下班后，依然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那栋空荡荡的公寓，锁上门，坐在地板上发呆，我舍不得，我觉得这是我最后的防线，但最终，房东（银行）还是动手了。
那天，两个穿着制服的物业人员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法院的文件，我打开门，看着满屋子的纸箱,突然觉得心里某个地方空了。
搬家的过程很狼狈，没有搬家公司的车，只有一辆破旧的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