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一个潮湿的午后,我在整理祖母留下的遗物时,在一个樟木箱的最底层,发现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子,盒盖已经变形,轻轻打开,一股混合着樟脑丸和陈旧纸张的气味扑面而来,盒子里没有金银珠宝,只有几本用线装订的笔记本,封面上用褪色的墨水写着几个字:“己巳年,四月”。
那是民国十八年(1929年),随着指尖划过那些粗糙的纸页,一段尘封已久的生活日记缓缓展开,带着那个时代的烟火气与苍凉感,向我讲述着一段真实故事。
1929年5月12日 星期三 雨
今日上海的雨下得有些缠绵,仿佛要把这百年的繁华都淋湿了,早起时,窗外的弄堂里已经响起了卖豆腐花的叫卖声,那是老派的声音,和隔壁弄堂新开的那家留声机里传出的《毛毛雨》混在一起,竟有一种奇异的和谐。
父亲去公司了,家里静得只能听见墙上的挂钟“滴答、滴答”地走,我坐在梳妆台前,试穿了一件新做的月白色旗袍,母亲在旁边念叨:“这料子太薄,入秋了要凉。”我知道她是为我好,只是如今时兴剪裁合体的,太厚实便显不出身段,晚饭时,二舅来了,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,皮鞋擦得锃亮,一进门就抱怨局势不稳,股票又跌了,他嘴里说着“实业救国”,可眼神却不住地往母亲放在桌上的那盘酱鸭上瞟,我低头喝汤,只觉得这满桌的佳肴,竟也透着几分不安。
1931年9月18日 星期四 晴转阴
今日是大灾难的前奏,可谁也没想到,竟是这样一天。
傍晚时分,隔壁的王太太突然闯进家门,哭得梨花带雨,她说日本人占了沈阳,父亲回来后,沉默地在书房坐了一整夜,那晚,留声机不知被谁关了,整个屋子死一般的寂静,只有窗外的风声像是在呜咽。
我辗转反侧,睡不着,想起前几天,我还在为那个留洋回来的李先生写了一封回信,信里只说了些“勿念”之类的话,如今时局变了,李先生还在上海吗?那些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的“东三省不保”的消息,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头,母亲在厨房里偷偷抹泪,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,那双手粗糙了许多,我们这些小人物,在时代的洪流面前,连哭泣都要小心翼翼,生怕惊动了什么。
1935年11月20日 星期二 小雪
今日下雪了,是民国二十四年的一场初雪。
雪下得很大,很快就积了薄薄一层,我裹紧了身上那件已经有些起球的灰色大衣,去邮局寄信,队伍排得很长,前面几个大兵在低声交谈,他们不再像二舅那样谈论股票,而是谈论着哪里的防线又稳固了。
回到家中,发现书桌上多了一封信,没有署名,只贴着一张邮票,拆开一看,是李先生从北方寄来的,信很短,他说:“局势已定,暂时无法回沪,勿念,等春暖花开,定会相见。”
看着窗外的飞雪,我忽然觉得时间过得好快,这六年里,家里从热闹变得冷清,父亲的白发多了,母亲的背也驼了,我们依旧在过日子,买菜、做饭、缝补、写信,在战火与动荡的缝隙里,拼命地想要抓住一点安稳,这真实故事里
